“我花钱，是想请专业机构替我把不合适的人筛掉，省下时间；却反倒要我花大量精力去分辨真假。”近日，在北京工作的关女士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相亲经历。

密闭隔间里的“攻心战”

2026年3月，关女士在一家婚介机构的小程序上填写了手机号码等基础信息。不久，机构工作人员联系她，并反复催促她到线下门店面谈。

“那天我到店里，被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隔间。”关女士回忆，接待人员轮番使用话术：讲述各类相亲成功案例，又以激将法暗示她做事缺乏决断力……

谈话从傍晚六点多持续到晚间十点多，本就疲惫的关女士越发昏沉。2026年3月13日，她与该公司签下“结婚返款”版本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服务费合计25900元，约定服务周期5个月、提供7位约见对象。签约前，工作人员口头承诺机构男会员年薪最低35万元，并称该公司与某大型婚恋社交平台共享会员资料。

可合同签订、服务转由红娘对接后，情况与承诺相去甚远。

实际约见的4位男士中，有人资料所载身高与实际不符，有人资料未载明其家庭实际情况。接连遭遇资料失真与不实说辞，关女士提出终止服务。机构表示只能退还7005元，不足服务费的三成。目前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

如出一辙的“相亲套路”

家住浙江绍兴的裘先生对此也深有体会。2026年2月下旬，他因在一条相亲帖子下留言，被一家婚介机构以“免费介绍”为名邀至门店面谈并签约，支付服务费27800元。3月中旬，机构为他安排两次相亲，线下见面才发现，两位女士均不是工作人员此前展示照片中的人，也不符合他的择偶要求。

裘先生提出退费，机构援引合同条款答复：退费须扣除合同总金额30%作为违约金，服务费再按已见面人数比例折算。按此计算，仅见过2位女嘉宾，就要扣除22140元，接近已付服务费的五分之四。

广东深圳的吴先生也有类似遭遇。2025年9月14日，他与一家婚介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期限至2026年2月13日，支付服务费3万元。“合同上写的是约见6位女士，他口头上说包永久。”吴先生说，他当时信任红娘，签约时没有细看合同，也没有录音。在吴先生看来，多数见面对象达不到他的择偶预期；当他表达不满时，红娘则会否定他的择偶标准，劝他降低要求、勉强相处。服务期满、名额用尽后，机构便不再安排见面。“这是一些婚介机构的惯用套路。”吴先生说。

2024年，崔女士为快速脱单，与一家婚介公司签订了婚恋服务合同。双方约定，婚介公司向崔女士提供相亲牵线；公司不得故意捏造、隐瞒牵线候选人信息，并应对其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资料进行形式上（如电话或微信方式）的审核；公司向崔女士提供的服务仅为红娘推荐和牵线服务，并不能保证二人可以建立恋爱或婚姻关系。合同签订后，崔女士支付了3.9万元。

随后，婚介公司为崔女士推荐了数十位男士，其中有一名条件亮眼的“优质男”洪先生：资料标注54岁、博士学历、离异单身，且工作稳定、深圳有房、月入两万元以上。

看似完美的择偶人选，随着二人线下接触，崔女士发现，洪先生真实年龄为63岁，所谓博士学历、稳定优质的工作也存疑。崔女士多次向婚介公司提出疑问，对方均表示已尽到审核义务。崔女士退费无果后，将婚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3.9万元服务费。法院审理后认为，因婚介公司已向崔女士推荐了一定数量的人选，崔女士也已与相关人选进行了交流，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预期利益损失等因素，法院最终判决婚介公司退还服务费3万元。

套路背后的法律责任

婚介机构的上述做法，可能触及哪些法律红线？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部主任方洁介绍，婚介机构以虚假话术诱导签约，可能违反民法典相关规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婚托”虚构相亲对象、虚构优质资源，可能构成欺诈；服务缩水应承担违约责任；机构宣传与实际服务不符，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涉嫌构成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雇用“婚托”、将已婚人员包装成单身、以“见面费”“诚意金”等名义骗取钱财，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诈骗罪；违规收集、出售或者向第三方提供征婚者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