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广东、浙江等地依托强大的科技创新动能和数字经济优势，通过开发“非遗+数字”“数字+文创”等文化产品，积极发展数字文化贸易。当前，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与充分应用，数字文化贸易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受到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数字文化贸易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数字内容为贸易对象，以数字交付为实现形式的新型跨国文化贸易方式，本质是文化相关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近年来，我国努力推动数字文化贸易发展，成绩显著。在政策层面，商务部等4部门先后认定了两批共29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在体制、政策、服务等方面持续提供优待与支持，推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2024年商务部印发的《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实施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计划，培育一批以数字文化贸易为特色的品牌项目、出海平台，支持文化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推动数字文化贸易发展。同时，一系列具体的举措也充分彰显了我国对于数字文化贸易的重视：自2004年开始连续多年举办文博会，并在2024年首次设立“国家文化贸易展”，为数字文化产品出海提供了现实平台；以数字游戏、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并在海外市场表现出巨大影响力，成为文化贸易发展新增长点。我国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渐成为国际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价值链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持续延伸升级。

　　未来，要从数字文化创新质量、国际治理参与度、开放平台构建、贸易保障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提升数字文化贸易硬实力。

　　提升创新质量。利用数字技术将丰富的非遗资源、文化典籍、文物遗址、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转变为更具体、形象、可懂的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保持文化资源原有的精神内核，进行差异化、创新化发展，避免数字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做强数字文化品牌，加大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的融合，打造有深刻内涵价值的高品质数字文化品牌，如围绕故宫、三星堆、长城等打造既能代表中国，又在世界具有较大影响的数字文化品牌，使中华文化跨越时空距离在世界范围传播，形成数字化体验与实体体验融合发展的数字文化品牌发展模式。

　　参与国际治理。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形成统一的国际数字文化贸易规制建构路径，深入研究全球数字文化贸易态势和规则，推动制定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制度，制定公共数据基础设施的开放与使用规则。防止管控跨境数据流动的“数据重商主义”，以及因数据过度集中而出现的收取“数据地租”现象，推动我国数字文化贸易规则、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在积极参与过程中提升我国数字文化贸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建好开放平台。建立高标准、便捷化的数字文化贸易线上交易促进平台，聚集海关、税务局、贸促会等行政机构，一站式提供融资、报送、结汇等服务，更好地对国际数字文化需求和国内企业服务进行实时、精准对接，打造数字文化贸易线上集聚区，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数字文化贸易效率。重点宣传和高规格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线下开放平台，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进行扩充与提质增效，高质量打造以海南自贸港数字文化出海产业园为代表的各类园区，配合数字文化出海研究院，使其发挥更充分的外贸作用。深化“数字文化贸易专业委员会”等平台建设，举办交流研讨会，通过资源整合、交流合作、项目孵化、赛事举办等形式，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

　　完善保障措施。在推动现有政策落地实施的基础上，出台更具体可行的政策，对数字文化贸易中的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进行大力度的扶持，对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的项目进行补贴和税收优惠，利用政府产业基金对初创企业进行培育，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制定信息安全、大数据等方面的监管法律法规，出台促进数字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发展的法律文件，激发数字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企业特别是传统文化公司与新型数字公司之间的合作，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创新的数字文化协同发展模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谢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