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大楼。新华社记者 张 帆摄

　　2024年是全球货币政策的转折点。在两年的大规模政策紧缩之后，各国央行开始全面放松货币政策。然而在总体宽松的大环境下，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与立场、频次与幅度、现实与预期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展现了短期经济数据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中长期货币政策影响因素变化的思考。

　　2024年货币政策环境的第一个分歧在于“降还是不降”。

　　截至12月15日，在国际清算银行跟踪的38家主要国家央行中，大部分已转向了宽松政策，据统计，共有29家央行采取了不同幅度的降息。

　　但在多数发达经济体转向宽松政策的同时，澳大利亚央行和日本央行显得与众不同。

　　通胀问题是两国采取不同政策的共同根源。

　　在日本，日元长期贬值导致输入性通胀，加上30年来最强劲的春季工资上涨，推动日本央行在3月加息，正式结束负利率时代，终止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央行年内曾多次明确表示，在合理时间内使通胀持续回到目标水平仍是首要任务。虽然澳大利亚总体通胀已大幅下降，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但潜在通胀仍具有上升势头。因此，维持利率高位不变成为2024年澳大利亚央行的延续性政策。

　　2024年货币政策环境的第二个分歧在于“多降还是少降”。

　　在进入降息进程的主要经济体中，降息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新西兰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等降息力度超过100个基点以上，而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降息幅度更为克制。

　　对于大幅降息的经济体而言，其基本面存在高度相似性——在历经此前长时间高利率压制后，发展动力疲弱、通缩风险上升。

　　在这一逻辑推动下，瑞士央行决策比其他央行更为果断。今年3月，在预计全年经济将微弱增长，通胀有可能在未来3年仍出现下滑态势后，瑞士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1.75%下调至1.5%，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中首个降息的央行；6月，瑞士央行再次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25%；9月，瑞士央行再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到12月，瑞士央行表示，受外部环境冲击影响，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0.50%，从而实现全年4次降息。

　　为了抗击通胀，欧洲央行在2022年和2023年期间加息450个基点。然而，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弹性远不及美国，高利率政策在有效压制欧洲通胀的同时，也造成了欧元区经济的持续疲弱。随着通胀接近2%的目标，欧洲央行在6月先于美联储启动降息。在此后基本面难见起色的影响下，欧洲央行又继续3次降息，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从年初的4.50%下降至3.15%。

　　类似的逻辑同样支撑加拿大央行大幅降息。在12月举行议息会议后，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指出，虽然当前利率已连续下调，但经济面临的复苏挑战仍然突出，尤其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疲软问题。总的来看，加拿大央行从6月开始连续降息达175个基点。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受国内发展形势影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样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加快降息进程的重要原因。新西兰央行基于国内通胀和增长疲弱的现状，分别于8月和10月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在11月底，新西兰央行进行宏观展望时明确表示，2025年地缘政治条件和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经济和通胀波动加剧，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在短期内维持低迷状态。因此，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基准利率一次性下调50个基点。

　　2024年货币政策环境的第三个分歧在于“早降还是晚降”。

　　相较而言，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不仅降息幅度小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而且还在降息过程上更为“纠结”。

　　回顾年初展望，多数市场机构预计美联储最早于今年二季度开始降息，年内降息约150个基点；预计英国央行在经济基本面恶化的背景下将降息100个基点左右。

　　2023年底，部分机构曾预测美国经济存在动力弱化甚至衰退风险，并以此作为美联储降息的主要逻辑支撑。然而，在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下调了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并预计货币政策放松步伐将显著慢于此前预期。进入二季度，市场的担忧逐渐转向美国经济有潜在过热风险，而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增大也再次压低了各方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入三季度，疲弱的就业数据提升了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8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明确释放出9月降息的信号。此后，美联储先后在9月和11月分别降息50个基点和25个基点，开启了降息进程。

　　相较而言，英国央行需要权衡的压力和面临的挑战更多。

　　今年一季度，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2022年高峰期有所下降，市场预计英国央行不仅会降息，还会早于此前预期。然而，二季度英国CPI年率虽降至2%，但英国央行仍然按兵不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国内服务业通胀持续高位运行，总体通胀仍存在再次高企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大选不确定性增强。三季度，英国央行行长贝利终于决定迈出稳慎降息的第一步，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5.25%下调至5%，但同时仍然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错位和重构极有可能导致未来通胀的再次高企。11月，英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超预期下滑，英国央行决定再次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4.75%。考虑到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明年2月举行，英国央行最终以50个基点的降息幅度收场，成为发达经济体中降息幅度最小的一个。

　　回顾202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较年初的预期存在极大差异。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通胀与就业两组数据的走势不同于年初展望，也在于政治性干扰变量的冲击和影响超出了各方预期。这一态势让2025年的展望与预测变得更为困难。毕竟相较于2024年，202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政治因素的干扰也将更为突出。

　　如果从当前各类金融资产曲线来看，市场交易机构仍然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未来将保留一定的降息空间。然而，多数机构已经在不断调低对降息空间的预期，其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黏性和二次通胀风险。

　　当前，虽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较2022年和2023年已大幅下降，但总体水平仍较疫情前高出1个到2个百分点。同时，多个国家的通胀下降进程已经接近停滞，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在过去6个月稳定在3.3%左右，这一态势似乎已经超出了疫情前核心通胀率维持在2%的历史常态。

　　各国央行如何应对这一新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如何认识通胀长期高于历史均值，不仅事关未来一年货币政策的走向、走势，更事关很长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的决策环境和影响因素。这是在202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局之中看到的苗头，也是要在2025年货币政策走势中去印证和判断的趋势。（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蒋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