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信用货币的运行与调控逻辑——论数字货币与货币运行机制之三
【现有信用货币体系下，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货币币值呈现长期大幅贬值态势，积累着越来越严重的货币金融风险乃至危机隐患，亟需推动货币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广，而且很多还存在上下游关系，经常转换形态与持有者，要准确掌握其实际的规模变化非常不易，因此，只能选择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形成社会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过CPI的变化（通货膨胀率）近似地反应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重量。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目标确定与货币总量调节的具体实施。
其中，根据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货币政策目标普遍都设定在2%以上，而没有设定为零的。
同时，CPI的变化及其对货币币值的代表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受到货币总量变化影响外，还包括CPI样本物品本身的代表性、CPI样本物品与非CPI样本物品的供需变化、货币总量中分流并沉淀到金融市场部分（各类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多少以及整个货币流动性的高低等。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货币总量的增长率并不是必然等于社会物价的增长率。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就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其中，越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是突出。
在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经济加快发展、货币需求旺盛阶段，通货膨胀就成为信用货币的常态。但在社会遇到供过于求、经济发展下行、货币需求低迷时，就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局面。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应对通货紧缩、需要扩大货币投放时，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容易出现“货币无需求陷阱”。
面对社会主体主动收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造成市场流动性枯竭和经济严重衰退，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可能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时，就需要政府逆向调节，扩大负债与开支；就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打破常规，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货币政策，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地向扩大负债并相应扩大投放和消费、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群体倾斜，这在无形之中剥夺和转移了持有货币性资产群体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
由此，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完全保持中性或中立，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是更多地注重保持各个时期CPI或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稳定，由此维护当前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
所以，货币政策实施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是现有信用货币体系长期保持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增长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由此，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福利发达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但是，这种状况的持续发展却会积累更大的风险隐患，严重威胁货币体系的基础与信誉，最终可能酿成难以控制的极端恶果。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货币很容易不断超发以致完全失控。
如何科学合理地把握信用货币的投放与总量调控，仍是货币理论与信用货币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根本问题，亟需创新加以解决。
以新技术推动新型数字货币体系建设，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
（作者王永利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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