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2019宏观经济形势？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有着怎样的新内涵？中国经济继续深化结构性改革，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等如何更好协同发力？针对前述问题，在2月27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北大光华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上，10位教授分别从宏观、金融、消费、人口政策、城市经济、数字化经济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判。

　　2月27日,“北大光华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

　　刘俏：中国经济需克服九大长期挑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系教授刘俏预测，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之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将达到3.5万国际元。这是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左右达到的水平。

　　而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需克服九大长期挑战：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对应的现代产业结构；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何应对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如何提升投资效率，重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如何提升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

　　他认为，应对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陈玉宇：新战略机遇期的四个特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认为，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有四个新特点。

　　第一，未来30-50年的国际增长格局仍富有活力，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将是主角，有利于中国发展。第二，技术进步（比如数字经济）和效率是最核心的增长推动力，中国势头良好，长期潜力巨大。第三，人力资本是重要的发展因素，既有利于效率也有助于平等，未来30年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和强国。第四，政府和社会消费，是增长的拉动力量，也是创造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力量。

　　周黎安：深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周黎安表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来源上分解，主要受益于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以生产要素再配置为驱动的增长趋于衰减。其重要原因在于:一系列制度障碍导致生产要素市场还存在许多扭曲和错配，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市场化亟待推进和完善。

　　除了探讨传统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面临的问题外，他还分析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凸显了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的意义和价值。挖掘和盘活数据资源的潜力，遭遇了两个核心挑战：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企业对精确数据的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保障数据交易中的有效竞争，避免企业基于数据优势的垄断。

　　刘晓蕾：解决资金配置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下一步的重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晓蕾认为，金融机构的供给侧改革是未来几年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其实我们的金融总量并不低，无论是从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还是金融产业的附加值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都不低，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就是资金没有到应该去的地方，资金配置效率不高。

　　供给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解决资金的有效配置问题。我们传统上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增加股权融资和直接融资。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环节，推动其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有很多政策出来，这在2019年非常值得期待。传统金融机构需要能够差异化竞争，而是否能有效的利用金融科技可能是竞争中的重要决定因素。

　　唐遥：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有利的国际形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比较有利的国际形势。最近两个月市场修正了对美国经济过度乐观的期望、美联储加息预期迅速降低，同时中国经济有望企稳，因此比起去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过度悲观的贬值预期得到扭转，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他指出，政策方面，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人民银行在应对经济短期波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国内的金融市场深入发展，能够允许外国企业和政府以人民币在我国境内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从而增加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场景。

　　颜色：多种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预测，2019年政府在两会期间将设定一个较为灵活弹性的GDP增长目标，在6.0%-6.5%之间，而实际上能够容忍的GDP增速底线在6.2%。这样的目标能够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两重目标中达到较好的平衡，保证我国在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他认为，政府并不会简单通过加杠杆（即货币放水、大水漫灌）的方式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是会诉诸于多种政治工具的组合。

　　他表示，中国经济虽然还将低速运行一段时间，各方面的下行压力也将持续，但是经济指标将在二季度达到底部，大约在二季度末期开始逐步反弹上行。实体经济的探底回升将有力支持金融市场的企稳回升；但由于政策因素和货币政策并无过度宽松，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将继续承受压力。

　　彭泗清：兼顾“三维度”与“双标准”优化消费结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彭泗清认为，对于居民消费和内需市场，需要进行系统分析和精细管理，以确保高质量的消费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对此，他提出“三维度”与“双标准”，以此来考察优化消费结构的有效途径。三个维度包括：消费的需求结构：即消费品满足了消费者的哪种需求（温饱型需求/发展型需求/享乐型需求）？消费的品种结构：消费品本身属于哪种类型（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消费的质量结构：消费品属于哪种质量档次（或品牌档次，低/中/高）？

　　对于质量与需求的层级，也需要与时俱进。彭泗清提出消费升级的“双标准”，其一是对于消费者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其二是与社会发展趋势，尤其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一致程度，即要兼顾个人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全体人民的美好社会共建。

　　王辉：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王辉认为，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应继续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将劳动力有效地在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产业间进行配置，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的潜力。

　　第一，解决外来劳动力公共服务覆盖率低的问题。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各类劳动者共享城市发展红利；第二，解决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时，其社会保障的携带问题；第三，鼓励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定位与规划布局，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设立“量身定做”的激励条件，实现“精准引才”；同时积极采用市场机制补偿农村实用人才，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避免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出现人才“空心化”现象。

　　张庆华：一个城市什么样人口规模是合理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张庆华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城市的规模在不断增长。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面临着拥堵和高房价等诸多问题，而与此同时，小城市面临着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流失。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向两级化发展。大部分地级市人口规模低于最优水平， 不利于城市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

　　她从四个维度提出建议：第一、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促进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的合理流动。目前超大城市在资源分配上受到优待。2001 年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未使得城市人口规模过小的情况有大幅缓解，这说明人口流动成本仍然很高， 改革仍需深化；第二、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推进城市化进程，帮助农业人口顺利地流入城市；第三、培育发展都市圈，使得核心城市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第四、超大城市可以发展多中心和卫星城，更合理地布局规划土地开发，降低拥堵成本。

　　张影：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国家政策效率的提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系教授张影认为，数字化的目的是从宏观和微观上提高效率，包括生产效率、投资效率和政策效率。在这个阶段提数字化转型，因为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转换思维，从效率要增长。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的发展以体制改革为基础，在很大程度是市场和投资两轮驱动的，而短板是效率驱动。效率驱动增长要对市场、对企业这些微观经济单位有足够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化不单单是企业的数字化，它也包含了在企业数字化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运行的数字化，从而为我们的政策效率提高提供非常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