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快车的转向有时仅需几年——2003年，张军辉离开惠州，举家搬到了香港，他以为自己的生意会迅速铺开，以香港为跳板，几年后一家人就可以考虑搬到欧洲或者美国，开启一段新生活，一个典型的“欧美梦”的故事。

　　但在2008年，列车却突然转了个弯：张军辉退租了在香港的办公室，带着业务回到了惠州，重新寻找机会。

　　他的妻子是香港人，当年一家人离开惠州，妻子是坚定的支持者；5年后，张军辉要回来，妻子也赞同丈夫的决定，他说：“时代变了”。

　　离开

　　离开惠州时，张军辉正是而立之年。此前，他是位贸易“掮客”，将大陆廉价的商品卖到香港、欧美等国家地区，赚些差价。

　　当年，惠州的发展还有许多不足，张军辉不怎么费力就能说出许多有关不足的回忆：比如出口退税慢，往往需要等待半年以上；物流效率低，成本却要比深圳、东莞等地高出许多；甚至开办企业都阻碍重重——一张营业执照要等待月余……

　　选择去香港，张军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是“毫不犹豫”的。和当时的惠州相比，香港“几乎都是优势”。

　　要理解香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人曾说，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变压器，连接着两个不同电压的电路——过去几十年，在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进程中，香港巧妙地发挥了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作用。

　　那是一片热土，张军辉期待着，然后终于来到了这里。国际型大都市的面貌带给他的冲击巨大，刚开始时，走在高楼林立的路上，他能“兴奋很久”，餐厅里各处都能听到“寸土寸金”的故事，港口来往不息的货船彰显着贸易的繁荣。“感觉眼界都不一样了。”

　　可是，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柴米油盐的日子终归占据了现实的绝大部分时间。

　　他要租办公室，4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月租金要近2万港币，想借助国际贸易港的优势多开拓些业务，但业务量却并没有太大的提升，相反，人工成本高企。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有必要花这么高的成本在香港设立一个办公室吗？”

　　除了生意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舒适感更重，衣食住行的成本迅速提升。张军辉说，不久后他就发现，香港其实有两个，一个在高楼大厦里，一个散落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落差很大”。

　　洄游

　　就如奔赴香港一样，作出返回惠州的决定只花了张军辉一家很短的时间。多年后谈起这事，他有些后悔，后悔的不是回来本身，而是回来迟了。

　　张军辉离开惠州那年，中国经济掀起了新一轮增长高潮。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样的速度也不曾受到很大影响，9.7%的增长率仍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

　　“经济的飞速发展真是超出我的想象。”从小长大的惠州变得不那么熟悉，张军辉说，一段时间不注意，就会发现城市这边多了一条新路，那边又多了几栋新大楼。

　　回来前，他曾算过一笔账：在惠州租一平方米的厂房只需要8元，人工的平均工资大概在1000元/月左右。他最关心的物流体系，短短5年，效率提升了数倍，成本同步降低了不少。

　　2008年，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张军辉投资了世祥（惠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开始深耕塑料制品行业，他已不再满足仅充当一名贸易“掮客”，“我们看好大陆的未来，14亿人口的大的市场，不管你做任何项目，我觉得它的前景都是广阔的。”

　　这些年，张军辉的生意越做越大，对大陆发展机会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让他感慨不已：一切都在飞速向前。

　　他说，政府现在对他们几乎是“保姆式”的服务，各种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沟通解决，服务也越来越完善，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过去需要等待月余才能拿到的营业执照现在只需要一天，“大陆已经能做到这样”。

　　大湾区的红利开始不断释放。为了吸引港澳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措施，比如2018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不用再办就业许可证了。广东持续推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体系和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在政策、服务、环境等多方面发力，只为“留住人才”。

　　张军辉观察到，在惠州，他周边的企业都在加速扩产，新的项目也在不断落地。前段时间，一位在香港做了20年保险业务的朋友和他聊天，希望他能多给自己介绍些大陆的客户，“以前他们都觉得香港是优于大陆的，现在两边都非常看好大陆市场”。

　　少数人的选择最终成了多数。这位创业者如今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一些创业者业务交流活动，一个让他高兴的现象是身边港籍创业者越来越多。他说，政府给了这么大的平台，“这时代快车一定要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