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4.01亿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仅有6945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4890万人，到2017年，全国7.76亿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就业2.18亿人，第三产业就业3.48亿人。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4318元。

　　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的时间里，就业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1978年 顶班与高考

　　1978年，高中毕业的张忠年有两个选择，进工厂顶班或者高考，顶班十拿九稳，高考命悬一线。当时，在企业单位，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空下来的名额，到父母单位上班，是一种招工方式，不少父母甚至会为了子女及时顶班吃上“公家饭”，选择自己提前退休。

　　“顶班马上就是学徒工，拿工资，如果不顶班参加高考，落榜了，虽然街道也能安排就业，但肯定进不去国营的大工厂了。”张忠年说，尽管自己是应届生，但那年依然有不少往届生参加高考，当年，全国610万人参加高考，原本的招生计划，只有不到30万个。班里不少同学选择了顶班，原因很简单，即便是学徒工的二三十元工资，对于刚毕业的小年轻来说，吃住在家里，凭空每月多出来二三十元，也不亚于一笔巨款。

　　张忠年的考分并不低，但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上榜，有幸的是，那年许多大学开始办分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名额增加了近11万个，他得以入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所学校当老师。他把顶班进厂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哥哥，身为知青的哥哥得以顺利回城，当然也放弃了高考。“厂里说，只能解决一个人。”

　　但是，兄弟俩后来的人生却迥异。张忠年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学校没有房子，很多年他只能和父母挤在一起，哥哥进了工厂，不久就分了房子搬出去住，相亲时也加分不少。不过，张忠年的哥哥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失去了这份工厂工作，尽管在中学时代，他的成绩并不比弟弟差。

　　有的时候张忠年总在想，如果兄弟俩换一种选择会是什么样？“一边是铁饭碗，一边是大学，只能选一边。”不过，在家庭聚会上，他们从来不聊这种可能。

　　1988年 星期天工程师

　　“为什么周末去集体工厂打工，因为我的孩子想看《猫和老鼠》，彩色的。”如今已经退休的郭先生，还记得1988年自己当“星期天工程师”的岁月。当时在一家国营印刷厂当工程师的他，每月工资100多元，但商场里一个小汽车玩具就要5元，儿子总想要新的玩具。

　　不得已，他选择多上夜班，每多上一个夜班，能多一元五角钱的夜班补贴，上三次买个玩具。“生了儿子后，各种花销都很大，奶粉钱、尿布钱……”郭先生意识到，铁饭碗虽然能吃饱饭，但不能光靠死工资。

　　1988年1月，《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允许科技干部兼职，同年，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上世纪80年代乡镇工厂处于起步期，缺少技术人才，不少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业人才，开始在周末到乡镇企业兼职。

　　“乡镇工厂在远郊区，早上5点钟坐头班车，一路晃晃悠悠到工厂也快8点了。”工厂周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乡道旁是冲天的大树。

　　兼职的收入甚至比单位的工资还高出不少，郭先生如愿买了奶粉，玩具，他还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取钱的时候让两个同学陪着一起去，怕被抢。”后来，他又攒了钱买了录像机，到处去借录像带，“从那个时候开始，儿子跟着录像带学英语。”

　　2017年，郭先生在大洋彼岸去看了迪士尼乐园，儿子陪着他，儿子现在也是工程师了。

　　1998年 为能洗澡而下海

　　1998年3月，当听到电视新闻里说，“某某部被撤销”时，当时在某部属企业工作的王俊，发现电视周围围观的同事都沉默了。“部都没了，企业移交给地方后，大家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每个人都要打算盘，是走是留，走，去哪里，留，能有什么样的安置？”当年，9个工业部先是改成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局，之后这些国家局在2000年底撤销。

　　1998年对于王俊来说，还意味着另一个坎——房子，在企业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上，尽管他参加工作也有十几年了，但依然没有搭上末班车，和妻子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间。“平房区水压低，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而且洗澡就在临时搭建的小厨房里，冬天外面多少度，里面就多少度。”

　　王俊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医院规定下夜班可以洗澡，但王俊的女儿如何洗澡就成了问题。有时候，赶上妻子当班，王俊就带着女儿去蹭医院澡堂。“爸爸骑车带着我，骑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找到妈妈，我才洗上热水澡，还得偷偷摸摸不能让科主任看见。”王俊的女儿还记得，回家的路上父亲也要骑一个多小时，洗完澡的她喜欢一路唱歌，但父亲一路沉默。

　　“我一定让你们娘俩住上有卫生间的房子。”王俊曾经对妻子这样说，1999年，他辞职下海，学工业建筑的他，与别人合伙开装修公司，小工不够时自己也要上阵。有一次去工地上送吃的，看着大学毕业的老公一身水泥点子，王俊的妻子一路哭着回家了。

　　2003年，王俊买到了房子，北京北四环旁边的楼房，每平方米5000多元，买房花去了夫妻俩全部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以至于在之后的两年里，夏天没有空调。“还好这次赶上了末班车，过了2005年，房价就一路飞涨了。”

　　现在，他们还住在那时候买来的房子里，不过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房子，还有一套，留给女儿结婚用。

　　2008年 “正经工作”是什么

　　在考公务员这个问题上，2008年大学毕业的彭先生，一直能感受到父亲的压力，也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希望他考上公务员。“父亲毕业时有两个选择，去机关还是去企业，结果他选择去企业，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去机关的同学少了不少。”

　　从此，彭先生的父亲就认定了一个死理：只有考上公务员，最次考上个事业编才算“正经工作”，其它工作“都是临时的”。不过，在2008年时，国考尚未如后来般火热，彭先生在学校的双选会上甚至发现，机关事业类单位招聘时，反而投简历的人不如去银行的多。“那时候公务员工资低，吸引力也不高。”

　　于是，彭先生并没有怎么复习，“裸考上阵”败北了，连面试都没进去，后来去了一家外企工作，收入并不低。“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一定会后悔的。”果不其然，到了2009年，国考人数开始上升，报名人数突破百万人大关，竞争比达到了57:1，彭先生一度有些懊悔。

　　不过后来，彭先生也渐渐发现，父亲所说的“正经工作”，其实更像一个围城。“我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发现每次大家聚餐，都会把几个在机关工作的同学放在首座上，大家不外乎抱着一个心态，迟早有事能求到他们。但私下和他们聊天，其实待遇是透明的，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很多事情，办事也已经规范化。”

　　但最终，在毕业5年以后，彭先生还是利用读研的机会，重新领了一次派遣证，选择了一家国企就业。原因并非是要找份“正经工作”，而是在他所在的行业，国企开出的价码，已经不低于外企了。

　　2018年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事

　　“最初创业，只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习惯朝九晚五的工作，想一边赚钱一边旅游，自己当老板，时间随意安排。”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刘金意在今年年初，开了一家小型的音乐培训机构，主要做青少年乐器培训。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全国创业公司总量已经超过10万家。

　　创业开始，他曾经想拉昔日的同学入伙，“不为了拉来投资，只是自己同学放心，不会多吃多占。”结果，所有的同学都回绝了刘金意的好意，“大家都说，自己也快30岁了，已经有份稳定工作了，不愿意辞职过来。”

　　于是，刘金意只能事事自己上手，“一家小公司，小到房屋水电暖气、再到邻里社区关系，大到办照上税开工资缴社保，事事都要自己操心，事事都要开支。”最终，机构经营起来，与“一边赚钱一边旅游”的初衷南辕北辙，“自从开业了，就没有晚上9点前回过家。”创业之前，他熟读诸多创业励志书籍，一度梦想着自己能把店面开成连锁的，最终融资上市，创业之后，才明白很多事情并不容易。

　　比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经营问题更复杂的，是面对社会上的事务，“就是门口的扫地大爷，你都不能得罪，不然你家门口总是挂个‘小心地滑’的牌子，你说顾客还上门么？”刘金意发现，创业之后才明白，社会是一个大学校，“要说创业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性格磨平了，也磨圆了。”（记者 赵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