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了一个例子，玉米是C4作物，光合作用效率高，但在杂交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前，亩产很低。后来随着杂交种的普及，玉米单产水平才得以持续提高，呈现出了稳定向上的增长曲线。如今，全球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超过了30亿亩。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禀赋相对较弱，更应着力加强种业科技的原始创新，实现种业科技的自立自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李成贵说。

　　他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种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对农作物种业而言，主要目标任务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创新效率和产业化水平。”

　　为此他建议，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二要切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并以此为抓手促进种业企业提高质量。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农作物DNA指纹库，利用指纹库可以有效防范企业侵权行为，加大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要进一步推进科企合作。目前农作物育种科研人才基本集中分布在农业科研单位和高校，因此实现商业化育种最现实有效的方法是加强科企合作，科学家创造价值，企业家放大价值。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玉米品种“京科968”就是一个很好的科企合作的成果。该品种的培育采用的就是1+7的科企合作方式，即该院玉米研究中心与7家大型种业企业合作，共同享有该成果。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京科968”每年推广面积在3000万亩左右。

　　“对于畜牧业育种创新而言，主要目标任务是尽快扭转落后局面，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要打一个翻身仗，实现自立自强。”李成贵建议，要认清解决种源问题的路径，畜牧育种必须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之路。由于畜牧育种需要大种群的数量遗传学实验，因而大型企业更有优势。峪口禽业利用国外资源成功培育出京粉、京红系列蛋鸡，就是成功的案列；温氏集团在猪新品种培育中的创新突破，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李成贵表示，畜牧育种需要政府加大对大型畜牧企业的育种创新支持。

　　“此外，要强化对畜牧育种家的激励。畜牧业由于育种周期长，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科研人员从事动物育种的普遍没有从事作物育种的积极性高。针对这一现象，需要完善相关政策，强化畜牧育种家的预期收益。”李成贵说。记者 马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