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1日讯  近日，泰国许氏家族和华彬集团严彬一方围绕着红牛中国的纷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华彬集团前总裁郭杰表示，“红牛中国”是在严彬先生和2万红牛人、420余万关联就业者努力奋斗下创造了共同成果，红牛中国的创立，以及开辟市场相当不易，很多市场是用自行车一箱箱推出来的，目前红牛人保卫红牛中国已经是一个捍卫尊严的问题。

　　10月24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红牛”）给媒体发布强硬声明称，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这意味着要将自己的股东,在中国的运营伙伴严彬，这位红牛中国的创始人驱逐出局。10月31日和11月1日，双方又基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终局裁定发布针锋相对的声明。红牛中国称关于经营期限延期申请已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目前仍在审批过程中，此外，中国红牛还未收到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对中国红牛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书。

　　目前，双方似乎都以“泰红牛”为平台发布多条互相冲突的消息，但据多家媒体向泰国相关监管机构了解，泰红牛第一个人大股东是严彬之女严丹骅，据悉严丹骅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在媒体爆出泰红牛“声明”之后，严丹骅表示泰红牛从未就红牛中国的清算事宜召开过股东会、董事会，任何关于不同意红牛中国继续经营的言论，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最初在中国大陆成立合资公司的合同约定。

　　近日，红牛中国向泰红牛多个股东提出强硬声明，要求就所谓媒体声明作出解释，严丹骅作为泰国红牛第一个人大股东，郑重向红牛中国作出了解释，红牛中国公司在其官网也披露严丹骅关于《授权Korpniti Law Office全球发布的红牛中国投资事实情况》的说明，就泰红牛相关程序事项提出了解释，并就个别股东违背泰红牛公司章程，未经许可发布不实信息提出了警告。

　　据泰国《民意报》（Matichon）官方网站报道，严丹骅和律师向警方报案并提交相关证据，追究其泰国红牛的两位董事“在网上传播捏造事实的言论”。律师称，网上言论说“泰国红牛股东从未在任何情况下同意过延长该公司的合营期限。任何与上述事实相悖的主张都是毫无法律依据或事实根据的。包括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应当立即清算，并停止与清算无关的一切经营行为。”这些都不是事实。因为红牛中国是依据创立之初“五十年合作协议”为前提设立的，我们一贯支持红牛中国依据五十年合作协议经营，不曾有任何改变，不像他们盗用泰红牛的名义所发布的声明所说的。

　　据泰红牛消息人士表示，许书标刚去世之际，当时双方合作关系仍然良好，严彬曾将自己持有的1%的股份出让为荣誉股，以缓解许氏家族内部因继承权发生的分歧，但正是这个出让，导致了更为复杂的关于继承权的争执。后来被出让的股份反而被新的继承人作为股权调整依据，导致最后许氏家族及关联方共持有50%，荣誉股1%，对方试图以一致行动的股东名义来移除股东严彬，并且不断的发出停止红牛中国经营的言论，由此导致中国消费者对“二牛”纷争的误解，使得红牛中国遭受重大损失，也使得泰红牛的商誉遭到严重侵害。因此，严丹骅和律师表示，为维护泰红牛的商益，以及和红牛中国的合作信任问题，要向警方报案，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

　　据华彬集团新上任的法务总裁龙寒冰先生透露，红牛中国和许氏家族的分歧，并不是关于20年的经营期限的分歧，目前红牛中国只是阶段性地应诉，因为从未认为关于20年经营期限是个值得讨论的事项。关于红牛中国，在90年代创建之初，基于当时中国关于企业所有制相关规定、外商设立企业的政策规定、合同文本的特殊确立程序，红牛中国的建立并不是泰国天丝与泰红牛两家的事，而是在符合中国当时法律和政策前提下，由中字头的国有企业、以及深圳一家国有食品企业、泰红牛、泰国天丝四家合资经营，所以法律上并不存在媒体所说的“许氏家族”一说，当然也不是严彬的个人事项。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理事长赵亚利女士曾充分肯定严彬董事长20多年来对中国功能饮料行业的贡献。赵亚利说，“华彬快消品集团是中国红牛的奠基人，为中国功能饮料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全行业的认可，得到同行的尊重。”

　　龙寒冰先生认为，事实上，无论是红牛中国对“Redbull”在中国的专有经营权，还是合资公司产品“红牛”饮料的真实权利人的商标权益，都有确定的合同或协议条款支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资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立企业，必须以合资方共同确定的协议向外资监管机构提出申请，最终合资方在外资管理机构的见证下签订一个总合同，外资监管机构还要在这份合同上盖章、确定字号并存档，以今天的法律看，这份原始协议、外资监管机构确证的合同，才是当时多个合资方共同确认的红牛中国设立的“宪章”，最初的协议才是多个合资方真实意思，因此红牛中国的存在，不是四方合资者中任何一方能单独解决的问题。无论泰红牛、还是红牛中国，当时从注册投资看，事实上几乎都是严彬先生本人出资，只是在法律上呈现为多元的股份持有，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投资权益确保要件，在当时经济条件下，严彬先生显然也不会进行巨额的投资布局。

　　龙寒冰先生表示，华彬将向中国有关监管部门就相关纷争进行申述说明，同时积极保障自己的法律权益，并平和理性地发布相关消息，绝不发布任何虚假的、混淆事实的信息，华彬将在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重要的相关文件，以释明事实。这一点，华彬愿意接受任何公众的监督。

　　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的郭杰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红牛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可以说是红牛中国的引进者，也是市场的开创者。红牛中国开创的商誉事业，在中国是非常艰难地从零开始的。

　　郭杰回忆，当时严彬先生针对红牛中国以泰方提供的技术生产的第一批产品不符合中国食品行业要求的情况，在悲愤中保持了沉静，他说“红牛现在就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要站着面对困难！” 一方面积极和国营合资方协同，和相关食品协会共同研究新配方，一方面对外承诺，绝不让红牛中国任何一罐产品流向市场，当时在中国政府官员见证下，亲自开着压路机，将所有红牛中国第一批产品销毁。

　　郭杰表示，红牛中国最初经历过多重困难，合资公司建立后，严彬先生说服合资方要求将“Redbull”在合资公司的产品商标确立为简化汉字“红牛”，并积极投放央视春晚广告，结果尚未注册的斗牛商标图样遭到金华一家公司的异议，该公司已经注册了高度近似的图样，当时的央视负责人因此拒绝投放广告，最后严彬先生个人和商标持有方协调，购买了该公司商标图样，最终成功地打造了广告效应，而依据最初的“宪章性”协议，天丝从未履行协议投入承诺的广告费用。

　　“取得一定广告效应后，公司产品符合食品要求后，当时公司提出‘市场无盲点，逢店必进’的口号，争取将两罐红牛放在货架最明显的位置，市场就这样开发出来的，你很难想象我们是何等的辛苦。”郭杰介绍说，“开始拓展市场时候，很多员工是用自行车带着两箱红牛，一家一家去销售点铺货。”

　　郭杰还对严彬董事长在大冬天带团队一起在长安街上给出租车司机送红牛的那一幕记忆深刻。“当时红牛一点知名度都没有，为了让大家能够喝到红牛，真诚地将一罐一罐红牛送给每一位司机的。”

　　就这样，从一车一车和一罐一罐，点点滴滴的积累，红牛中国的团队从几百人发展几千人、上万人，就这样在艰辛中成长起来，逐渐拉开了与其他竞品之间的距离。目前，红牛中国已经拥有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经销商的庞大销售体系，市场基础非常扎实，相信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郭杰回忆，“当时红牛中国对商标采取了很多商标保护工作，大概涉及到100多项。红牛甚至面对个别股东的权益侵害，可以说泰方个别股东在原合作者去世后，将红牛中国当作竞争甚至敌对品牌，背弃原始协议和合同，向中国境内走私了多达5亿罐左右的泰方产品，严重冲击了红牛中国的发展，后来红牛中国经过紧急协调海关等监管部门，才保护了自己的权益。”

　　“泰方从未在中国进行过商标投入和权益维护，后来国内有很多各种各样类似的品牌，当时光取得红牛这个中文商标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复杂。”郭杰说。

　　对于目前的纠纷，郭杰表示，他在华彬集团时候，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苗头。他提到，当时严总和许书标、许氏家族的关系、协调还是非常顺畅密切的，合作几乎没有摩擦，因为红牛中国是以华彬为主的经营，这也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共识。

　　“有媒体报道过，在中国红牛的品牌估值就有五百多亿。”郭杰认为，“这低估了红牛，希望双方能理性沟通，因为毕竟开创市场不易。在10多亿人口的市场，用20年多时间打磨出来的一个品牌，加上现在已有的红牛在国际的基础和影响，品牌价值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