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个体餐馆记录“改革的味道”
悦宾饭馆第三代传人：“不变比变难多了”
38年过去，悦宾饭馆依旧深藏在翠花胡同中。
悦宾饭馆创始人郭培基。
悦宾饭馆创始人刘桂仙和外宾合影。
受访者供图
悦宾饭馆1980年办理的临时营业执照，郭鸿利是郭培基的儿子。
悦宾饭馆已经传至第三代，日常经营主要由郭培基的孙女郭华打理。
在北京喧闹的王府井大街北口，藏着一条不起眼的胡同，名为翠花，据说旧时是王府的花房。
翠花胡同呈T形。T字一横向东，连着王府井大街；一竖向南，正对中国美术馆。往来的游客有时会信步逛进翠花胡同。一百多米长的胡同里，藏着一家在中国具有标志意义的饭店，饭店门楣上方立有牌匾——“悦宾中国个体第一家”。
这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1980年，创业者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在北京翠花胡同自己家中开了一间只有四张桌子的饭馆，38年来，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门脸，同样的店名，未曾更改，不过照料生意的换成悦宾饭馆的第三代。
38年后，回忆往事，年过八旬的郭培基说，开饭馆的直接动力，不过是“穷则思变”，而如今对于郭培基的孙女郭华来说，她的使命就是要守住“悦宾”，守住这份胡同里的文化。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郭培基：不过是“穷则思变”
上世纪50年代初，不到20岁的郭培基和刘桂仙从河北肃宁来到北京讨生活。在开饭店之前，郭培基进过北京饭店当厨师，后来又给领导人做过饭。此后，郭培基调入北京内燃机厂，妻子刘桂仙则在各处打零工，后来是当保姆做饭。
即便快要揭不开锅，在国营单位干了一辈子的郭培基也没敢动“干个体”的念头。
回忆起往事，年过八旬的郭培基说，开饭馆的直接动力，不过是“穷则思变”。郭培基告诉记者，刘桂仙曾经给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做饭。有一次，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来，跟朋友聊起来说，国外的中餐“都是一股西餐味儿”。她对刘桂仙说：“你的手艺在英国开个中餐馆，绝对好。”后来又说“也不用在英国开，北京开就行！”刘桂仙听着也没往心里去。可没想到曾宪植很认真，接连两次问“开饭馆的事儿怎么样了？”后来更是直接拿出纸和笔，让刘桂仙回家找郭培基写申请。这样就正式开始了“悦宾”饭馆的诞生之路。
郭培基说，申请写好了之后，他和刘桂仙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送，只有先拿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以给闲散劳动力解决工作的名义，挺痛快就盖了公章。之后，刘桂仙又找到东城区工商局，东城区工商局当时还没有碰到过提出要开个体饭馆的。他们劝刘桂仙回去，“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我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38年前，个人开餐馆还没有先例。不过在197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报告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虽然碰了壁，但刘桂仙并没放弃，她天天走路去工商局“上班儿”。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对刘桂仙印象很深，“不像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有耐性有决心。”虽然政策没有明确，但是经过东城区工商领导班子合计，同意给刘桂仙特批。1980年北京还没有给餐饮个体户的正规营业执照，工商局手写了一份，靳云平签了字并盖上专用章，这样刘桂仙拿到了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因为换发营业执照，郭家如今保留的是一张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京临字第362号”北京市个体工商户临时营业执照，生产或经营范围是“早点、午餐”，核发的时间是1980年12月31日。
听到有人在背后指点
“这家是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郭培基开餐馆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媒体耳中，陆续有记者找到住在翠花胡同的郭家。郭培基回忆，有一个星期天，有个“长得像炊事员”的人来找他，说“我也想开饭店，你说说你怎么开啊？”于是郭培基请他进家门，闲谈之中把当时缺粮票、油票的困难和苦恼都跟这位“同道中人”说了个通透。没想到，第二天，他的这些话就出现在了北京的一份报纸上，郭培基这才意识到，那位“同道中人”，原来是个记者！
此后的好多天，“街道的广播，播的都是我说的话。”郭培基后悔不该跟记者说这么多，谁知有一天，“粮食部门”的领导拿着粮本儿找到他，要多少粮票、油票，都给。那位充作“同道中人”的记者也来了，问他，粮油都有了，你到底开不开啊？郭培基一拍脑袋，开！
粮、油、营业执照陆续都有了着落，郭家就把自住的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改成饭馆，郭培基从单位借来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刘桂仙到皇城根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
可是，办开饭馆还得有冰箱，不然卫生部门不让开业。郭家再拿不出钱来买。又是东城区工商局干部给作担保，从银行贷款500元给了郭家。拿着这500元，到了商场发现，“最便宜的一台冰箱也要1400元”。郭培基回忆说，听说他是要自己开饭馆，“有个经理，是个抗美援朝回来的老兵，当时就拿着笔，在账本上这台冰箱前面写个‘残’字儿，把1400划了，400块卖了给我。”
1980年9月最后一天，郭家的饭馆打算试营业。郭培基去单位请假，刘桂仙拿着手里仅剩的36元，去了菜市场，买了四只当时唯一不要票的“肉菜”——鸭子。回来做成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卖一块钱一份。等郭培基从单位回来，发现胡同里人多得自行车挤不进去，以为出了什么事，到家门口才发现，屋里满座，街道上都是看热闹的人。
开业第一天，饭馆的营业额大约是50块，而郭培基在北京内燃机厂一个月的工资是54块，银行的贷款很快就还清了。
郭培基说，开饭馆之后，有一天小女儿去同学家做客，被推出门来，说“你们家开饭馆，是资本主义复辟！”他去上班，路上听到有人在背后指点，“这家是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怎么办？只能“装听不见，骑着自行车，赶快走。”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在今后几年解决就业问题时，要大力发展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发展服务业、建筑和劳动密集型产品。”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议定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同样在1980年12月，19岁的浙江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位个体工商户。这一年年底，我国从事个体经济人数达到81万人。
郭培基、刘桂仙从此再也没有担心过被扣“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饭馆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红火。
第三代的坚守
“不变比变难多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7年全国关店数是开店数的91.6%。也就是说每新开100家餐厅，就有约92家餐厅以关张告终。研究数据发现，在不同价位餐厅中，人均50元以下的餐厅关店率远高于其他价位。
可是悦宾饭馆似乎不在这个“市场规律”之列。
虽然几经扩建，悦宾饭馆到现在也只有11张桌子，即便满座，一次也只能接待50位左右的客人。翻开悦宾饭馆菜单，第一页自创菜有18个，招牌菜蒜泥肘子58元，最贵的干烧桂鱼168元，最便宜的面筋扒白菜25元，而后面几页的家常菜里，更是少有50元以上的菜。这样的价格，在北京，只能算是平价。这家开在胡同里的平价饭馆，除了门脸比38年前更显眼些，桌子又多了几张之外，仍旧像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
如今照料着店里生意的是郭家的第三代。三年前，刘桂仙去世，继承了奶奶手艺的长孙郭诚辞了外面的工作，回到悦宾饭馆，守着奶奶传下来的味道。
孙女郭华则打点着店里的里里外外。郭华说，虽然自己从小生长在北京，可这些年城市变化太快，店里的生意要怎么继续，家人也不是没有考虑。比如，外卖现在这么火，要不要做？郭华说，“外卖确实能提高销量，但有些家里的菜不适合，稍微凉了，那口味就完全不一样。”
郭华觉得，北京的变化越是快，人们对传统的东西就越是珍惜。曾经有位“老顾客”对她说，自己从在娘胎里就吃“悦宾”。也有新顾客慕名而来，尝尝北京胡同里的风味。
如今她的使命，就是要守住“悦宾”，守住这份胡同里的文化。她说，“这不变比变难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