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勇：中心已形成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梯队的研究团队，涵盖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与科技检测分析等多种学科背景，形成了一批海外文物研究的学术成果。同时，中心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国海外文物领域的课程，正在成为中国海外流失文物领域的人才孵化基地。

　　此外，上海大学还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这是国际博协在全球范围内唯一的研究与交流中心。正巧国际博协未来五年的重点关注议题中有博物馆去殖民化（即博物馆收藏的殖民背景藏品的处置归还）问题，因此我特地在去年的国际博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提议举办一次该主题的研讨会，得到了国际博协领导机构和学术机构的赞同和支持。

　　文汇报：国际博物馆界的“去殖民化”趋势，对文物回归有哪些影响？

　　段勇：国际社会对于非法流失文物广泛关注、思考、研究，并将收藏相关文物的欧美博物馆持续置于道德聚光灯的烤灼之下。在文物流失国的不懈追索、国际公约精神的普及和社会舆论的施压下，近十年来，殖民背景文物终于成为国际文物流失的研究热点，以法国、德国、荷兰为代表的国家对待殖民背景文物的处理态度都逐渐发生了转变。我国晚清民国时期，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社会，也是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才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并支持中国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问题，这既符合国际公约精神和近年文物追索返还的趋势，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一种努力。关键是要扎实研究、加强宣传、形成合力、稳步推进。

　　文汇报:文物追索，有什么重要意义？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段勇：海外文物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物证，与国内文物一起构成中华历史文化“拼图”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存在关系到对中华历史文化完整性的认识。

　　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在过去一百年里已逐步成为一种国际共识。1925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所所长就将其购买的一件八国联军从北京天坛掠走的宫廷瓷器归还中国，入藏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也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清查各地抗战期间文物损失情况，并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据主管部门统计，从1949年至2019年，中国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共15万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近几年在各方努力下，又有多批次流失文物回归。

　　文汇报：文物回归有哪些方式？哪种方式占比比较多？

　　段勇：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近年的数据统计也许存在“购回比例下降，追索比例上升”现象，但称之为趋势似乎为时尚早，因为近年的回归成果应该是厚积薄发、政府重视、国际合作等多种因素促成的，未来还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必须明确，并非所有海外中国文物都是非法流失文物，同样，近年从海外回流国内的文物也有很多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只有一部分才是流失文物回归，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文物具体分析研究。

　　文汇报：当前海外文物追索还有哪些现实困境？

　　段勇：相比庞大的流失海外文物数量，成功回归的文物仍不过是沧海一粟，特别是被公众寄予最大希望的法律途径所占比例较低。如何用好、用足国际公约、双边协定、当事国国内法，更多地运用法律途径追索流失文物，成为目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加入一些国际公约，但公约本身存在一些溯及力和约束力的局限：第一，它对公约签署之前发生的事件案例，没有溯及力；第二，只有签约国才受约束，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收藏国并未签署公约；第三，文物流失方必须证明这些文物对自己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才支持返还，即便双边协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方面困难。此外，还有文物流入国的国内法等问题。

　　文汇报：您对未来的文物追索有哪些期待？

　　段勇：从追索返还流失文物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有愿望也有机遇还有能力，参与构建一个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文物交流新秩序。这一方面意味着权益，即有利于我国更多更快更好地追索返还历史上流失的珍贵文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责任，我们对于他国的非法流失文物同样必须按照国际公约精神或双边协议规定予以返还。我主张通过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开展合作，在承认文物的重要价值、坚持流通的道德标准、正视历史的传承经历、默认法律的局限作用的前提下，以彼此谅解与相互合作的态度，来共同推进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