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学的相互造就,需要作家们更热切而敏感地投入

2020-02-25 00:00 来源:文汇报

  ■嘉宾:杨扬(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汪荔诚(记者)

  金宇澄的《繁花》《回望》、王安忆的《匿名》《长恨歌》……一座城市与它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文学,以一种文化标记,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凸显和凝聚起来;同时,一座城市的人文建设,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的思考和创作,也有着绵绵不绝的浸润式影响。

  “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单单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的生态指标、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硬性指标上,还应该关注人文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没有安全、健康、优美的城市人文,这样的城市建设多多少少是有缺陷的。文学艺术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这样说。

  文汇报:您是国内较早思考城市化与审美关联问题的学者,您曾经在《城市化进程和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一文中提及,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近百年来,风格多样的杂志、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各类文化艺术机构云集上海,孕育了很多文学人才。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对于作家创作有了哪些新的影响?您所关注的城市化与文学审美问题,有了哪些新的看法?

  杨扬:我最初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慢慢涉及到当代文学问题。对于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最简洁的表述应该是上海的文学崛起。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上海一地几乎没有标识度,只有从近现代开始才成为关注的对象。而上海这一现代都市辐射之下的文学,有一种独特性,形成了城市与文学这样的研究课题。

  相比之下,“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出的,这可能与当时中国的城市化再度起步有关,但当时的情况是城乡对立,差异巨大。作家、批评家尽管都想往大城市跑,但主要兴趣不在城市化问题上,而在文学形式问题、方法论问题,不像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有一大半的人住在城里,城乡一体。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作家,农村生活基本不熟悉了,写农村生活写得好的,非常之少。相反,城市生活是熟悉的,从打工仔到大学生,从白领精英到漂洋过海的留学生活,从官场沉浮到商海竞技,大量呈现于文学作品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当代文化现象。这说明文学的表现中心在转移。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待当代文学这些变化,我的感觉是,城市造就文学的时代到来了。

  在当代文学发展阶段,上海文学尽管有显示度,但有一个阶段不是作为城市文学,而是作为地域文学存在着,也就是说,上海文学与河南文学、浙江文学、东北文学没有根本的差异,类型上是相似的,都在述说着相同的社会问题,口径几乎一致,审美上体现不出鲜明的城乡对照。

  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灯红酒绿、物质生活以及怀旧情调等,突然在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品中集中呈现,带动了审美观念的改变。敏感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感觉到其中的一些特点和气质,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某些文学书写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研究上,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以及本雅明的一些论著对这一时期也做了研究。

  文汇报:您曾经指出,近20年来,“新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是都市生活的产物”,城市对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明显。那您认为,城市人文建设对于文学品格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杨扬:我们今天来谈城市文学,尤其是在一个疫情围逼城市的严峻时刻,关注城市的人文建设,不是要转移严肃的话题,或风雅一番,实在是城市人文建设非常重要。现代城市,有人文与没人文,就像有灵魂与没灵魂的差异一样巨大。人文就相当于一种文化标记,能够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凝聚和凸显出来,成为行事规则和价值行为的共同标准。这不是单靠拼经济指标就能解决的,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认同基础。我们今天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到了这一阶段,这是城市文化理念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强调城市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塑造作用,但不要陷入城市主义的决定论陷阱中去。城市文化是多元多样的,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我们去虹口的景云里,看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文化名人的故居,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这么多文化人会云集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上海的人文环境,能够容纳他们。上海的文化底蕴,至少在文学上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历史文脉,谈城市文化一定要关注这种文脉,这对于我们理解城市文化,包括城市文学,是有参考价值的。换言之,城市化进程不仅仅要推高经济指标,而且在文化、文学上,也需要有相匹配的创造力。

  文汇报: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城市作家在文学表达上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阶段,对此,您觉得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呢?

  杨扬:从理论上说,越来越多作家意识到不能复制和停留在原有的现代水平,应该有属于新世纪的变化和现实感。单从小说创作看,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金宇澄的《繁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像陈村的长篇小说《鲜花和》、王小鹰的《长街行》、孙颙的《风眼》、王周生的《生死遗忘》、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唐颖的《阿飞街女生》等,都是从各自的角度,表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

  谈城市文学一般都会注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实,城市化过程覆盖整个中国,各地都有体现,作家的反应是千姿百态的。有时候,文学给人以梦幻与想象,但有时文学也是破除梦幻的清醒剂。好的城市文学,让我们触及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尖锐而敏感的东西。破除了一些人将城市化简单理解为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梦境。城市化是一种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阶段的问题和特征,尤其不能靠粉饰和虚幻来维持城市文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靠血缘和家族制度维持;而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的世界,靠社会契约和法律来规范。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来到大都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天南地北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如何在城市文学中得以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北京有过这样的体现,鲁迅、茅盾等都曾满怀热情地予以关注和评价,甚至强调所谓的乡土文学,也是离开故土,移居城市之后的某种乡愁记忆。相比之下,今天一些作家、批评家对城市文学的关切和热情程度,是有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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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