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欢呼历史被改写,奥斯卡远没做到“多样化”

2020-02-11 00:00 来源:文汇报

  由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摘得四项重量级大奖,并创造韩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

  因为《1917》《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小丑》《婚姻故事》等作品,今年的奥斯卡被视为“大年”,但繁荣背后,创作者的性别、视角和审美框架,其实是单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不上奥斯卡“成全”奉俊昊创造历史,事实正相反,幸亏还有奉俊昊能让奥斯卡 “找补”——至少,能把大奖给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亚洲导演,距离“多元”的目标,迈出了千辛万苦的一小步

  韩国导演奉俊昊创造了历史,他导演的《寄生虫》在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影片后,又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连得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颁给非英语片,这是第一次。

  英国导演门德斯的《1917》领跑了整个颁奖季,从金球奖开始,拿遍导演工会、制片人工会和英国电影学院奖这些重要奖项,《寄生虫》在最后时刻翻盘,话题不免集中于韩国电影集体发力,奉俊昊凭借之前的《雪国列车》和《玉子》已经是一个进入好莱坞主流体系的导演,《寄生虫》片方发挥了强悍的公关能力等……其实,“历史性的时刻”发生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便站在话语权顶端的奥斯卡也有“求生欲”,过去的几年里,电影人一次次通过社交网络对奥斯卡评价体系发起的“倒逼”产生了作用,言语有其力量,面对性别和族裔多样化的议题,奥斯卡的回应固然缓慢保守,但毕竟有了点反应。

  奥斯卡的“求生欲”

  时间拨回奥斯卡颁奖前一周,奥斯卡的“姐妹淘”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颁奖,这一届的BAFTA从提名阶段就被指责“太白了”“太男了”。颁奖现场,英国电影学院名誉主席剑桥公爵的几句话更是惹了众怒,因为他说:“这个时代强调多元和多样化,但我认为艺术应不受干扰地坚持择优。”这种听起来振振有词的保守主义言论,是以“专业至上”的幌子,巩固既有的行业权力结构,审美和修辞技术的度量衡,本质是西方男性制定并维护的一整套游戏规则。就不奇怪杰昆·菲尼克斯在领取最佳男主角奖时说出:“我对冗长的仪式感到厌烦,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的行业。”虽然他也是白人男人。

  在BAFTA被口诛笔伐的奥斯卡前夜,一位北美电影专栏作者写了一篇《我爱奥斯卡,可我想和它谈谈》,这位作者写道:“当评委和权威们在密室中自以为捍卫着专业主义时,他们了解过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吗?他们了解当下行业的现实风貌吗?脱离行业现实的择优和嘉奖,怎么可能有活力?”

  物伤其类,从提名阶段就被围攻的BAFTA不可能不触动奥斯卡,《1917》在连得导演工会和制片人工会这两个最重要的行业奖之后,输给《寄生虫》,这可以看作电影行业内部存在着“微调”的努力。这两部作品同属于2019年最好的几部电影。《1917》显见的是它在拍摄技术方面的出色,尤其在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导演用反常规的拍摄视角和细致的镜头拼贴假造的“一镜到底”,制造出类似CS游戏体验的浸没式氛围。而门德斯真正的功力体现在影片的中后程,他把一个常规的战争题材的佳构剧,在剧作技术层面处理得登峰造极——一个通俗的“普通人完成英雄行为”的主题,在抒情和残酷的交织中从容写就,并且,视听的处理绕开“战场绞肉机”的窠臼,华彩在于一个士兵“感受”到的战争,而非客观的战场。《1917》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它给出了一个修辞精致、极致的样本,然而它的主题是男性中心的,它的几乎完美的修辞能力则是严格继承了西方中心的戏剧传统。

  《寄生虫》刚好倒过来。它看起来通俗易懂,自从戛纳影展之后,奉俊昊得到的最多赞誉是“在类型片中注入作者电影的思考”。剧情中涉及的社会分化问题,是这个时代最全球化、最能引发共情的议题。奉俊昊的功力在于举重若轻,严格地说,《寄生虫》不是一部类型片,立足点也不在于“批判现实主义”,导演对社会分化的呈现以及他的态度,甚至是暧昧的。影片的能量在于一个导演“无中生有”“假作真时”的构建能力,它同时是戏剧的构建也是视听的构建,片中的人设和表演有着高度的漫画感和写意感,导演时刻滑动在戏剧和电影的边缘,在虚虚实实的情境和语境中,他真正探讨的是结构不公平之下,人的欲望和精神世界。《寄生虫》观感亲民,却深藏艺术想象力的机锋。

  因为《1917》《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小丑》等作品,今年的奥斯卡被视为“大年”,但繁荣背后,创作者的性别、视角和审美框架,其实是单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不上奥斯卡“成全”奉俊昊创造历史,事实正相反,幸亏还有奉俊昊能让奥斯卡“找补”——至少,能把大奖给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亚洲导演,距离“多元”的目标,迈出了千辛万苦的一小步。

  更多女性导演、非裔亚裔导演仍被遮蔽

  一个正常、健康的行业环境,需要多样化的创作者、多元化的表达。而以奥斯卡为首的秋冬颁奖季,对于日渐“众声喧哗”的行业,回应是迟钝的。一个韩国导演脱颖而出,更多的女性导演、非裔亚裔导演,很大程度仍被遮蔽着。

  纪录长片单元的提名和授奖成了某种隐喻:无论在广义的大环境还是电影业的小世界,女性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劳动,与她们获得的注视和肯定,是不匹配的。

  《小妇人》被提名最佳影片后颇有争议,“从小说到电影,《小妇人》都被高估了,原作甚至不值得被一再翻拍”。《小妇人》是不是一流的文学,见仁见智,但有多少作者从少女的视角写出这些有层次感的女性样本,乔的独立、自由当然是最被欣赏的,而梅格的自觉被规训、艾米为了冲破阶层的天花板作出的人生绥靖,何尝没有痛苦的分量呢?一些女性主义作品“不够优秀”固然可以是一种客观判断,而她们跑不赢颁奖季才真正折射了这个行业的结构矛盾。用“艺术正确”去指点视听修辞水平的高下时,不如先问一句,女性导演和有色人种导演能获得同等的创作资源和实践机会么?在起跑线严重不均等的环境里,谈一视同仁的择优,是不是“胡不食肉糜”。以及,如果没有这些陪跑且最终被忽视的女导演和少数族裔导演,那些被贬抑、被损害的女性、逆袭的女性、那些西方视角和男性视角里“不可见”的故事,还有谁来讲述呢?

  菲尼克斯怒骂好莱坞电影业“是个种族主义的行业”根本不是哗众取宠,性别和族裔的篱笆墙比想象的更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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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