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谈·跨学科前沿”讲座上，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归来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以“作为社区公民的大学博物馆”为题，讲述了大学如何利用其学术、专业上的优势和特长，发挥涵养社区与城市文化的功能。本刊将此次讲座的内容进行整理选登，以飨读者。
大学如何反馈社区与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配置，博物馆与图书馆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有了这些配置，方可显现出大学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而且，这样的配置，不应只是为本校的师生服务。公立大学的运营，无论如何都应该考虑如何回馈社区与社会的问题。总之，大学应该发挥涵养社区、涵养城市文化的功能。通过与大学所在社区与城市的互动，来涵养城市与社区，涵养社会与公民，培育精神文明。如此，社会在与大学的互动中就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向着良善的方向前进。当前，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大学的价值观、愿景与存在感如何通过大学自身所拥有的基本配置，如美术馆、博物馆与图书馆，来与市民分享与互动，从而为塑造城市文化、涵养城市居民贡献力量。
作为社会建制的单位，其落座于特定空间区域之中，总有其历史文化的原因，可能也有行政的原因。一所大学被“投”于一个具体的地方，自然就与这个地方产生关系，从此不能独立于大学所在社区与城市。大学无法不去思考如何服务社区与社会，当每一个社区公民受到来自大学的某种涵养之后，社区的面貌一定会有某种变化，城市文化会出现新的面貌。
大学不能存有与社区对立的心态和作为。但现在中国的许多大学是封闭起来的，出入要看身份证，甚至要用人脸识别，这种做法完全是把大学和社区对立起来了。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复旦大学与上海杨浦区在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两者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历史与文化纽带来进行互动？其实在这方面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比如民国的“大上海计划”的历史、杨浦产业工人的历史文化，等等。上海话语并不仅仅只是小资风月，真正的上海印记其实在杨浦区也有很多。
建议展开“美术馆、博物馆素养”教育（museum literacy），培养公民意识，通过使用媒介，而不是被作为媒介的美术馆与博物馆单向灌输、教育，被动接受。
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一年中，哈佛艺术博物馆为访问学者中艺术史组别的成员提供了许多调看馆藏艺术品与参观库房的便利，从中我了解到哈佛艺术博物馆的一些较为可行的举措，可供中国的一些大学借鉴。哈佛艺术博物馆的前身有三座美术馆，分别是1895年开馆的福格美术馆、1901年开馆的日耳曼美术馆和由塞克勒兄弟捐建的塞克勒美术馆。1982年，三家美术馆整合在哈佛艺术博物馆的统一名称之下。截至2012年，哈佛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数量达到了26.5万件的规模，并且展品很丰富，足以担当艺术史与人文素养教育的重任。比如，在它的收藏中，有着独一无二的颜料收藏。其实，颜料的发展过程对于绘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锡管颜料创制后，画家外出写生有了可能，因此带来了绘画语言的发展变化和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和教学区域有三个不同展厅：教学展厅、研习展厅、研究展厅。可以说是以展促学，以展促研，以研促展，以学促展，展研相长，展学相长。教学展厅是美术馆提供给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的展示空间，所有展览由该系教师组织，美术馆没有决定权，这样的固定展示空间的设置，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艺术史和建筑史教学的教育质量；研习展厅是开放给哈佛大学全校的教师，由他们提出展览计划并实施；而研究展厅则更注重前沿性的策展，是馆里策展人和艺术与建筑史系师生合作的空间。比如，2017年秋季，研究展厅和教学展厅共有三个展览，分别是“南亚艺术中的女性”“影像的技术——19世纪的伊朗艺术”“革命是怎么回事——1917年之后的美学实践”。
最近他们在做的一个展览的主题是“Analogue Culture”（类比文化），随着数码摄影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文化的银盐摄影方式具有了典藏的意义。尽管数码摄影发展仅有30多年，但我们发现银盐摄影方式已经有了作为一种古典艺术被从各个方面加以再认识的可能性。美术馆不是艺术品的墓地，这个展览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通过展览来激活对古老摄影术的重新思考。在哈佛，美术馆成为一种社区交流的纽带，而不仅仅只是大学内的社交空间，不仅仅是哈佛师生，当地剑桥社区的市民也会相约在此碰头，将艺术博物馆作为社区地标，在此展开交流。同时，哈佛艺术博物馆也积极向社区开放，唯恐不能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区与城市文化地标。
哈佛艺术博物馆在大学所在社区与城市所担负的功能，可能与其他城市中的大学美术馆的功能有所不同。作为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这里文化发达，有非常多的美术馆，如波士顿美术馆。而在其他一些较为偏远的美国城市，那里的大学美术馆真的要承担一种文化中心的使命，因为这些地方文化设置与积累较少，大学美术馆与博物馆更要担负起作为一个文化中心的任务，与所在社区与城市的文化展开互动，涵养社区与城市。在欧洲，许多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有各种机构，如教会的教堂等，也有一种艺术教育的功能，因此大学可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需要充当所在社区中的文化培育者和涵养者的角色和功能。
围绕这样的话题，我希望引发的思考是：大学如何涵养自身，如何通过涵养自身来涵养社区、社区公民和城市？只有具备这样的思考与实践，我们的社区与城市才能因为大学美术馆与博物馆的独特贡献而发展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