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但也存在着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当散文一再地被历史史料和文化感慨所捕获，带着个人发现的“记述”反而成了稀有的品质。在这个背景里，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就是一种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的写作，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重新建立联系。而当散文重新回归具体、细小、卑微、密实之时，相应的问题亦随之而来：散文这一似乎没有门槛的“轻”文体，该如何抵达精神思想的宏阔深邃呢？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语）。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这在当下的散文写作现场里俯拾即是。并且，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花12至16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甚至一些散文，如我所推崇的台湾作家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

　　正是因为这样的散文让我们摸到了作者的“心”，有了“心”这个隐秘的维度，它的精神空间才变得宽广和深刻。而当代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想象。在一个散文写作日益泛滥的时代，重新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重申写作的生命维度，才能使看似“轻”的散文成为发人深省的“重”。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