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倪元锦

　　十年前，热心环保的邹毅每天都会在固定点位拍摄北京天空，彼时灰蒙蒙的色调占据了大部分画框。有一年的秋冬季节，京津冀及周边多个省份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不断，PM2.5浓度甚至攀升到700至1000微克/立方米……

　　不少市民对当年的情况记忆犹新：PM2.5“爆表”刷屏朋友圈，空气净化器、PM2.5口罩等与防霾商品愈发紧俏。

　　空气污染拷问京津冀的同时，“呼吸保卫战”也就此打响。回望近十年来经济与生态的“双赢”之路，充满艰难。

　　持续治理成效显著，后面还有硬骨头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各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及措施，发力空气污染治理。

　　2014年2月，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及三地相关协议的签署，在大气治理领域，三地践行“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在燃煤治理、工业减排、机动车油品升级、散乱污企业关停、执法联动、标准统一、预报预警会商等领域，有诸多实践。

　　此后数年，在国家层面，新环保法、大气法陆续颁布施行，环保警察、污染信息公开、按日计罚、行刑相接等制度亮出利剑。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产能过剩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推动着治污从“点头要干”化为“真抓实干”。

　　此外，节能量、排污权、碳排放等交易制度以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从初步确立到日臻完善，撬动了常态化减排的杠杆，更是培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2013年以来，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人口、能源消费、机动车大幅增长带来的环境治理压力，针对燃煤、机动车、工业和扬尘等突出问题，北京先后实施清洁空气五年行动计划、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一系列超常规的措施，实现了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双赢”和可持续发展。

　　以煤炭消费量为例，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副处长谢金开介绍，由2012年的2179.6万吨，下降至2021年的不到150万吨，优质能源占比达98.5%。

　　偏重的产业结构、偏煤的能源结构、偏公路的运输结构，是河北省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河北逐步从过去末端治理、应急减排为主的“打扫卫生”式治理，发展到对落后产能“啃硬骨头”式治本攻坚。例如，将国家要求的去产能范围，由钢铁、煤炭2个行业调增为钢铁、煤炭、焦化、水泥、平板玻璃、火电等6个行业，对城市主城区企业实施“退城搬迁”，在北京、天津两市周边，推进保定、廊坊、张家口和秦皇岛的钢铁产能退出。

　　天津则依托“双城双港”整体布局，在企业搬迁调整中，同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钢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启动实施荣程钢铁、天钢联合特钢超低排放改造。

　　经过近十年的持续治理，京津冀及全国各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2021年，北京市PM2.5浓度3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21年，天津市PM2.5浓度36.9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62.3%；2022年一季度，河北省PM2.5平均浓度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1.9%，各市全部退出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后十名”行列。

　　显著成效背后，挑战犹存。

　　“影响空气质量的内因是排放，外因是气象。”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按照现在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特别是京津冀地区，还处于“气象敏感型”，我们以后的目标是要做到“气象脱钩型”。

　　“虽然2021年北京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但秋冬季PM2.5重污染天气仍时有发生，夏季臭氧污染有所凸显，空气质量存在短期波动风险。”谢金开说。

　　在贺克斌看来，后面还有硬骨头，特别是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作为PM2.5和臭氧污染的前体物，这两种物质，按每平方公里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京津冀地区依然是全国最高的。

　　精细化治霾，避免一刀切式减排

　　专家共识认为，特别是对京津冀而言，燃煤、机动车、工业排放、扬尘等几大污染源显而易见，不同污染源不仅导致污染叠加，远超环境承载力，中国治理雾霾的复杂性要超过欧美国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在“大气十条”发布后曾接受采访说，中国霾属于复合型污染，不同于20世纪伦敦（煤烟型为主）、洛杉矶（机动车为首要原因）相对单一的污染源，并且超出单个城市范围，成为大面积区域性污染。

　　由此，治理大气不能只靠战役式突击。在大气污染防治的精细化战斗里，科技，始终是中流砥柱。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室主任景宽亲历了2013年系统监测PM2.5以来，北京的监测能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细”“从细到精”的过程。

　　景宽说，从前的北京，每46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空气质量监测站，近年来，随着小型化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北京建成了1000余个高密度监测站点，平均每15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监测点位，覆盖330余个街道乡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支撑整个监测网络的日常运维、质保质控和数据分析。

　　景宽经历的近十年来，北京不仅实现了对PM2.5实时浓度的监测，还开展了PM2.5组分实时在线监测、PM2.5来源解析，为日常减排、区域重污染联防联控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技术水平的深入发展，近年来，通过精密的监测数据，可以得知哪些区域的排放超标，一旦超出警戒线，有关部门可及时制止责任主体的污染行为，避免了一刀切式减排。

　　茫茫大气污染中，各类化学成分是企业还是机动车排放、是来自什么行业、是过去积累还是当日产生……对污染物进行“贴标”，再依靠“溯源、追因”等科技支持，继而实现有针对性的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

　　作为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自发向记者展示了我国科研人员自行研制的“双向嵌套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式”（NAQMPS），可用来探索大气污染物产生、输送和沉降规律，继而在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稀释、扩散时，提前对排放源头进行“点刹”控制。

　　贺克斌表示，具体而言，污染来源识别和源解析的科技能力，是获得了天上污染物的信息，科研人员在地面通过模型模拟等手段，去研究这些化学成分的特征，来自什么地方、什么行业，进行来源识别、来源解析；预报预警的科技能力，是通过气象条件判断天上的重污染会不会来，波及地面多大范围，各省、各行业及公众如何应对。

　　此外，贺克斌还提及了近年来补上的“方案推演”的科技能力，即，如果在未来1年、3年或者5年，采取某些措施，按照正常的气象条件推演，能否实现预期减排效果。

　　“这个能力，在早些年，很多城市和区域是不具备的。那时，就是定目标、做计划，先干了再说，至于完成这些计划能否实现减排目标，相关分析能力曾经是欠缺的，近些年，终于补上了这一课。”贺克斌说。

　　北京直面深层次、广领域挑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业内人士认为，污染防治攻坚战从“十三五”时期的“坚决打好”到“十四五”时期的“深入打好”，意味着污染防治攻坚战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也更高。

　　去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突出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除了围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还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新污染物等更广泛领域的治理工作。

　　北京市委、市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则是对《意见》的回应与落实。《实施意见》还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经济政策、科技创新、法治保障，致力于将管理措施转化为制度机制，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表示，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实施意见》形成了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管控、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劣五类水体消除等标志性战役，提出了22项具体措施。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积极建设碳市场，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CCER）落户北京的任务；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严格生态空间监管，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为，保护候鸟迁飞停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