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以黄金制作的金币曾经是全世界流通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货币，即使是纸币出现和广泛流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纸币也主要是金本位制下的代币。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仍是以美元与黄金固定挂钩（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即美元仍属于金本位制货币，所以，美元也被称为“美金”），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相对固定挂钩，黄金价值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币的币值。

　　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全世界的货币由此脱离金本位制，转化为纯粹的信用货币。黄金则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需要用货币加以标示，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但时至今日，不少人仍习惯性地将黄金价格的上涨等同于货币币值的萎缩（贬值）。比如，一盎司黄金价格从1970年的35美元，上涨到2020年8月份一度突破2063美元，高峰时上涨了近60倍，有人以此说美元严重超发，大幅贬值近60倍。同样，在中国，一克黄金也从1970年的8.4元上涨到2020年8月份一度突破450元，高峰时上涨了近54倍，有人以此说人民币贬值近54倍。

　　这种说法很有震撼力，但却并不准确，因为黄金价格的变动并不等同于货币币值的变化！

　　一、黄金为什么必然退出货币舞台

　　货币自诞生以来，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等也一直在不断演变，旨在不断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更好地发挥功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自然实物货币（包括规制化的金属货币）彻底转化为国家信用货币，并相应推动货币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调控体系等发生重大变化。

　　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如何监控货币币值变化并有效调节货币总量等相关问题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准确把握，很多看法和理论仍停留在金本位制纸币的阶段，难免产生诸多误解。

　　实际上，货币之所以必然从自然实物货币发展成为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的。

　　所谓“货币”，就是“货物”之“币”，“币”则是价值的单位和表现方式，这就决定了货币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价值尺度，是为货物（后来也发展到劳务等）的交换服务的，相应发挥着交换媒介的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存储量、开发与加工能力等因素，很难与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不同货币国家之间的贸易中，由于贸易的严重失衡很容易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当然，黄金退出货币舞台，不代表黄金就没有价值了，黄金依然存在使用价值和储值价值。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或符号。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可交易财富的支撑和社会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国家整体的信用，而不是政府（财政）自身的信用或债务，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税收只能为政府债务提供担保）；也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的信用或负债（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其他任何东西），实际上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由此可以肯定：要想退回去再以黄金或任何其他自然实物作为货币，都是不可能的；即使运用新的技术，比照黄金的原理（如总量限定、阶段性产出量也被系统设定，严格排挤人为调控）设计的“数字加密货币”，也只能是一种数字资产或网络社区币，难以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在国家主权依然存在，世界尚未实现一体化治理的情况下，要打造和运行超主权世界货币是不大可能的，即使是与一蓝子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也同样如此，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设想很难实现。

　　二、信用货币的投放渠道与方式

　　实物货币的投放，取决于货币材质的取得和作为货币的使用。那么，脱离实物货币后，信用货币又是如何投放出来的呢？

　　这主要存在两大渠道和方式：

　　1、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

　　为确定货币币值，货币投放机构首先需要通过购买社会上最为认可的财富，特别是传统上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国际硬通货）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对标物（锚定物）和储备物。由此投放的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这种基础货币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严格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否则，央行购买和冻结的社会财富越多，投放出来的货币总量就越会偏离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甚至会使货币体系倒退回实物货币体系。

　　2、货币投放机构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派生货币

　　在控制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社会上大量财富对应的货币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这就需要货币投放机构通过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按照约定条件将货币先期借给社会主体。由此投放的货币，相对于基础货币，属于派生货币。其背后的原理在于：由存在货币需求的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约定期限内将会拥有的可货币化财富为依托，以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取货币，并保证按照约定及时还本付息，由此引入社会主体共同对可交易财富的规模进行评估，相应投放货币，从而保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相互对应。

　　这样，信用货币的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主体对货币投放机构负债的扩张，没有社会债务的扩张，货币就很难投放出来。同时，货币的质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负债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大量存在坏账损失，但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必然造成货币的超发（没有真实财富作为对应），货币就必然会相应贬值。

　　为保障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借钱必还的规则落实以及坏账损失的处理，必须强化债权债务双方的财务约束，资不抵债的必须进行破产或重组，不能一味地维稳而掩盖问题、过度保护僵死的企业与金融机构。

　　其中，为强化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就需要将其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监管：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管理，以及货币币值的监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央行很难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其直接面向企业、个人等办理贷款或购买债券等融资业务，以及直接为政府提供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央行原则上只能面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生货币收付和再贷款，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

　　商业银行可以面对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办理存贷款、购买债券等业务，即投放派生货币的职能主要交给商业银行承担。商业银行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被重组或清盘。

　　这样，货币总量就包括央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与商业银行扩大债权投放的派生货币；货币总量主要包括社会主体持有的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机构相互之间的存款除外）；货币政策的传导就形成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体系”。

　　三、信用货币的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广，而且很多还存在上下游关系，经常转换形态与持有者，要准确掌握其实际的规模变化并相应控制货币的投放与总量非常不易，因此，只能选择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形成社会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过CPI的变化（通货膨胀率）近似地反应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调节货币的投放与总量。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体系，包括通胀目标确定与货币总量调节的具体实施。

　　其中，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2%-5%的通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货币政策目标普遍都设定在2%以上，而没有设定为零的。

　　需要注意的是，CPI的变化及其对货币币值的代表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即使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总体对应，但由于各种财富具体的供求变化，也会造成货币流向发生变化，进而造成CPI发生变化。特别重要的是，随着各类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货币总量中分流并沉淀到金融市场部分（各类交易保证金存款）越来越大，货币总量与CPI变化的相关性因而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货币总量的增长率并不是必然等于社会物价的增长率。

　　同时，信用货币的投放主要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社会货币需求又受到人们对可交易财富价格变化的预期。总体上，受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一种商品的价格也会呈现提高态势，除非供应过剩甚至出现替代商品；社会财富价格上涨，又会带动货币需求与货币总量的扩张；货币总量的扩张，又会推动社会财富价格的上涨和社会货币需求的扩张。由此形成信用货币总量与社会财富价格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基本格局。

　　由此也造成：在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经济加快发展、货币需求旺盛阶段，通货膨胀就成为信用货币的常态。但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遇到供过于求、经济发展下行、货币需求低迷状态时，就可能出现因社会主体主动收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而产生的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局面。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应对通货紧缩、需要扩大货币投放时，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容易出现“零利率陷阱”。

　　面对市场流动性枯竭和经济严重衰退，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引发重大危机时，各国政府都会进行逆向调节，扩大负债与开支，并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打破常规，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地向扩大负债并相应扩大投放和消费，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群体倾斜，无形之中剥夺和转移持有货币性资产群体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货币政策财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就使得信用货币体系下，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长期看，货币币值总体上必然呈现不断的贬值态势。

　　如果说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货币供应僵化与不足的问题，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货币很容易不断超发、总量难以有效控制。这种状况持续发展可能严重威胁货币体系的基础与信誉，需要高度警惕与尽快解决！

　　四、黄金价格变动与货币币值变化的关系

　　明确了信用货币的本质与运行逻辑后，就不难把握黄金价格与货币币值的关系。

　　货币总量是对应于全社会可交易财富总价值的，货币币值的变化应该是全部社会财富价格变化的综合表现。但即使二者完全对应，不同商品的具体价格也会因供求关系变化而发生涨跌明显的分化：当大量货币涌向一些小宗热点商品时，其价格就可能出现大幅上升；当货币大量撤离这些商品时，其价格也可能随之大幅下跌。所以，不能将某些特殊物品价格的变动等同于货币币值的变化。

　　黄金退出货币舞台后，仍属于国际上最为认可的应对货币贬值的储值物。但由于全球黄金保有量有限，可用于交易的黄金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目前全球黄金ETF持仓量只有2300亿美元左右）与全世界的货币总量相比更是相差甚远，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造成美元等国际主要货币出现贬值预期，黄金就可能成为人们更加追崇的储值物品，大量货币涌向黄金，其价格就会因供不应求而大幅攀升。

　　比如，2019年底一盎司黄金约为1516美元，进入2020年，随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特别是进入3月份之后，美欧日英等国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货币投放伴随经济大幅下行，导致黄金价格大幅攀升，到8月份一度突破2063美元，随后，回落到2000美元以内。

　　这种状况在比照黄金原理，采用加密技术等设计的网络内生数字资产“比特币”（有人称之为“数字黄金”）上同样存在。比特币价格从2020年3月初的一枚6000美元左右，一路攀升至8月份一度突破12442美元，随后又回落至11800美元以内。而在2017年，曾经从年初的1200多美元上涨到11月份接近20000美元的高峰，随后又下跌到2018年最低时4000多美元，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财富中的一小部分，黄金价格变动，除受到货币总体贬值等基本面影响外，更多地受制于供求关系的变化。随着全球货币总量的大规模扩张，黄金价格更加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尽管黄金价格变动与货币币值变化存在较大相关性，但却绝对不能将二者划等号！

　　（作者王永利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