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京东数字科技集团发布《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报告基于京东平台大数据，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口迁移现状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度透析，深入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结构化特征。报告认为，上海对高学历和高净值人群吸引力最强，深圳对人才的吸附能力最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成都、重庆都市圈特征显著，但武汉、长沙都市圈效应不明显；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城市人口流出非常严重，且都市圈集聚效应不明显；青岛、厦门都市圈集群特征明显；西安、郑州城市集群效应较强；“下沉消费市场”已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上海对高学历和高净值人群吸引力最强

　　《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一线城市的迁入人口中，上海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最高，硕士占比13%，本科占比58%。从购买力维度来看，迁入上海的高购买力人群与中高购买力人群同样是一线城市中占比最高的。

　　报告认为，上海对高净值和高学历人员吸引力较强，或与上海国际化程度较高、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高端化等因素有关。

　　从迁出人口的学历维度来看，深圳是一线城市中本科以上学历迁出人口最少的城市，体现了较好的人才粘性。这或与近年来深圳发展迅速，科技产业对人才吸附力强，且从人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对外来人口友好有关。

　　虽然广州和深圳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城市，但从人口联系强度来看，广州、深圳人口强度最高，就业吸附力较强，吸引的“中坚力量”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城市的劳动力，而非两个城市之间的互动。这种现象的原因或与两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有所差异，优势互补相关。

　　杭州、成都等部分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

　　近年来，二线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强劲        ；成都、青岛等部分二线城市表现出很强的都市圈效应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武汉、长沙、大连、沈阳、哈尔滨等都市圈效应不显著。

　　报告认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人口净流入强劲的城市具有收入增速快、产业升级加速、房价收入比低（房价增速低）、人才政策力度大等特征。二线城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政策。

　　通过对京东大数据的观察，二线城市都市圈的发展各具特点。其中，西安既具备较强的周边辐射能力，又与一线城市保持联系。除北京外，西安人口迁移前五大城市均为都市圈内部城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郑州与周边的人口联系紧密，城市集群效应较强。其人口迁移前十大城市中，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全部来自都市圈内部。

　　青岛和济南（青岛都市圈）以及厦门和福州（厦门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人口流动频繁，都市圈集群特征明显。武汉和长沙与都市圈内外的联系则较为均衡，都市圈效应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周边城市发展水平有限，且地理位置与一线都市圈不远，因此与一线城市的联系更多。报告建议，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两个重要城市，武汉和长沙应当增加交流互动、实现协同发展。

　　此外，大连、沈阳、哈尔滨等二线城市也未表现出明显的都市圈效应。报告认为，在保持与全国其他二线城市联系的同时，应通过加强都市圈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等途径，加强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从而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基于对京东大数据低线城市数据的观察，都市圈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低线级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往来最为密切。同时，强二线与四五线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也非常活跃。例如，杭州和南京的省内龙头优势明显。与杭州人口迁移往来最多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浙江，而南京的前十大流入流出地均位于江苏。

　　下沉消费市场潜力大

　　《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城市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显示出下沉市场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大量高购买力人口从高线往低线城市迁移提升了低线城市的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

　　人口迁移的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都市圈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低线级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二线城市人口迁移往来最密切。城市之间发展的差异也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同线级间城市的收入差距客观上导致高线城市对低线城市的人口有很大吸引力。此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也会驱动人口从高线级城市迁往低线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