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减增值税不减企业所得税？核心还是中国税制结构不平衡问题，以间接税为主。要提升直接税种的比重是很难有空间的，比如现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一是征管，二是财产性收入，这个跟收入分配有关系。一般国家财产性收入占居民个人收入至少20—25%，而中国现在很少，所以贡献直接税的可能就比较少。

　　第二，减税空间的问题。减税降费中，“费”主要是养老金、社保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变，这个体制运转下去，未富先老的社会成本会很高。到2020年，财政每年补贴给养老金得花1万亿左右，到2025年补贴预计达到4万亿，到2030年可能要补贴8万亿左右。核心是我们人口老龄化非常严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方法来前期过渡，我们可以在不变的基础上调降整体的费率，同时扩大国有股权补充养老金，后续延长退休年龄。我们算了一下，如果保证2035年大体平衡的话，男同志退休年龄可能要71岁，女同志可能要到61岁，事实上我们退休年龄要延迟很久。

　　实际上跟减税空间相关的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的支出是刚性的减不了，政府债务又增加。如果政府债务增加是有挤出效应的，假设我们的货币政策不配合。如果货币政策相应的配合实际挤出效应相对有限，但是长期来看政府债务率一定上升。问题是我们长期政府债务率到底是多少，我个人感觉，全球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较可靠的研究说政府债务率多少是顶，之前IMF有两篇文章说是90%，后来证明计算有问题。我个人相信政府只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明面化，落实到中央财政这块，对未来空间利息支付的压力就下来了。

　　最终核心是我们需要一系列改革去保证减税能够落实。

　　（作者为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本文是作者在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