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一些市场人士预测，下一轮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其中有人还将危机爆发地锁定在中国，抛出所谓的“中国金融危机论”。

　　对“中国金融危机论”进行驳斥，我们不是简单地SAY NO，而是要用经济数据说话。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主要标准是其经济杠杆率。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杠杆率由居民部门杠杆率、政府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金融部门杠杆率四个方面构成。

　　其一是居民部门杠杆率。2018年二季度居民杠杆率为51%，较去年年末上升2%，低于去年同期2.8%的增长率，增速有所放缓。居民债务余额增速为18.8%，远远低于2017年的25%。而饱受诟病的住房贷款同比增速也已经回落至18.6%，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居民债务、居民杠杆率与房地产关联度极高，随着我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成效日益显现，房地产行业逐渐走向健康有序发展，居民杠杆率增速也随之合理下降。

　　其二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2018年2季度，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6.4%，低于去年的157%。从2017年1季度开始，该部门杠杆率就基本处于平稳下降态势。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和去杠杆，而稳定经济就必然要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杠杆，以保证资金供给。虽然当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确较高，但是可以发现，其整体下降趋势已经形成，再加上国家去杠杆政策刚柔并济，结构化、差异化施政，笔者相信，未来企业杠杆也终将回到合理水平。

　　其三是政府部门杠杆率。我国政府部门总杠杆率为35.3%，远低于新兴经济体的48%，更远远低于美国的98%和日本的214%。所以，当前政府杠杆情况总体平稳，甚至可以考虑在隐性债务显性化管理之后，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其四是金融部门杠杆率。我国资本方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18年也有所下降，如今已到64.3%，相较去年降低5.4个百分点；负债方也下降了1.4%个百分点。国家推进金融业去杠杆，让金融业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目前效果初显。

　　因此，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国当前各个部门的杠杆率风险可防可控。

　　那么，我们再从金融杠杆产生的源头来判断一下，杠杆是否会过度增加。金融加杠杆的过程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过程和货币投放过程，因此，需要从货币投放机制和派生两个方面来理解金融杠杆机制的形成原理。

　　货币投放机制，即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与回收。笔者通过查询wind数据库发现，从国家开始推进去杠杆以来，M1基本持平，增速趋于0。2018年至今，现金净投放量也有适度缩减的趋势。这些都表明了当前我国货币增长适度，这就从货币量的源头上遏制了金融杠杆的过快增长。

　　而且，从2016年7月开始，央行债券发行量也迅速下降。央行主要就是通过调控货币投放、债券发行以及财政存款，将金融体系中过多的流动性收回，起到控制负债、控制金融体系整体杠杆率的效果。近两年我国央行的主要动作，已经彰显出其主动管理流动性、调节金融体系负债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参考wind数据库中的货币量数据，可以发现，市场中广义货币M2的增速逐渐回落，总量趋于平稳。国内信贷数据同样如此，从2017年四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国内信贷量也趋于平稳，甚至有下沉的趋势，虽然在二季度又有反弹，但是增速依然低于之前。

　　窃以为，从杠杆率来看，当前我国杠杆现状是安全的；从产生源头来看，杠杆形成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说，所谓的“中国金融危机论”实为杞人忧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杠杆情况就不存在问题。政府依然需要加大企业去杠杆力度，宏观统筹规划，合理引导资金流向，滋养实体经济。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将其纳入统一预算管理，减少灰色杠杆与影子银行。

　　因此，对于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加大力度防控金融风险。这样，“中国金融危机论”就会不攻自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 盘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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