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新世纪峰值回落已有10余年，自2010年达到后金融危机时期10.6%峰值进入增速减缓期也已有7年，虽然2016年和2017年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小幅回升，但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仍未根本摆脱。巩固经济稳中向好走势并推动经济走出下行调整阶段，还面临一些困难。

　　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经验表明，资本形成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整体经济增速减缓的关键变量。虽然近年来市场驱动的投资减速有多方面原因，包括产能过剩调整、周期性因素影响等，但民间投资不振与体制机制不完善仍有很大关系。比如，某些部门准入和投资管制政策会抑制社会资本投资，针对民营企业投资设置的行业壁垒仍未消除，不利于释放有效投资潜力。

　　同时，增长结构上也存在不利于保持企稳回升势头的因素。2017年，我国净出口外需回升对经济增长贡献了0.6个百分点，考虑2016年外需减少拖累经济增长约0.4个百分点，2017年外需增长对总需求增长相对贡献了1个百分点，与库存投资一起对去年经济温和回升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外需增长条件虽然比2015年至2016年显著改善，但很可能难以继续以2017年那样的力度助推经济增长。

　　又如，居民消费在本轮调整期整体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速在阶段性回落时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经济增长多年仍未能走出调整阶段，早先助推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阶段性积极变量作用逐步递减，2017年出现了消费增长略微不及总需求增长情况。农民工年度增量从高峰时1000多万人下降到近年300万至400万，城镇新增就业虽然不断创新高，但是净增就业从1365万人下降到约1000万人。

　　再者，金融系统风险聚集状态尚未根本扭转。这背后有多方面因素，如周期性因素与结构调整使银行坏账或违约现象凸显，又如互联网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给庞氏骗局渗透力扩大提供了技术手段，某些所谓“金融创新”冲动不断扩张到新领域形成新的风险点。在经济增速未能根本走出减缓调整期的形势下，协调防风险与稳增长这两个目标的关系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卢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