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庄可以说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乍看之下,生活似乎仍然像往常一样,可是仔细一瞧,变化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层面,而我们也很乐于把这些变化称为“进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认为“财富能够买到什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
财富能买到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都被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给搞糊涂了。我们为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固然不容置疑,但它也将人划分为贫与富,并且把许多生活在其中的人搞得精疲力竭,却不见得会导向一个令人更满意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纵然如此,任何事物(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商业化的这种流行新趋势,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一家医院,以及我的生活,远比区区一桩生意来得重要。
积累相当的财富却无法使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的估算,全世界有1/3的工作者正身处失业,或是只能兼职的境地,那么创造财富所需的效率又有何意义?这种不断要求数字增长的热情何时方休?倘若以现今的速度继续增长,再过100年,我们将会买下16倍于今天的东西。即使世界的环境可以容忍这些负担,我们又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当今已经有70家大企业的规模比许多国家还大,它们会不会继续增长?它们的增长对我们重要吗?
位高权重者对于这些问题不但漠不关心,而且还颇为志得意满。人们以为这些忧虑只是伴随变化而来的阵痛,时间、科技与经济增长自然会理清一切。我对这种想法感到失望,也为这么多人的生命遭到虚掷、人在财富中却仍穷困潦倒的现象感到愤怒。我不仅对较为形而上的人生观与人生目标的付之阙如颇为关注,更担忧充斥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的经济神话。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而非人生的意义,我们想必得做些什么,才能恢复这个平衡。
成为金钱的奴隶
甚至是玩弄市场、把数百亿美金揣进腰包的乔治·索罗斯也感到忧心。他曾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表达他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担忧。他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即造就出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里,唯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那就是物质上的成功。他说,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应该相信天底下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所以,必须允许各式各样的信念同时存在,而且要加以保护。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自由自在地做决定。资本主义却因为坚持经济挂帅,反而可能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
我的希望来自于一种预感,我想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在怀疑、在忧虑,他们知道生活不仅仅是一桩生意,更察觉出造成生命轨迹差异的真正因素或许是爱、是友谊、是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或是某种理想和信念,而非金钱。到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人生确实有特定的目标,虽然找出这个目标究竟为何,可能颇为困难,但大多数人对此都有相当程度的野心。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个可敬的社会里,过着可敬的生活,只要有半点机会,这种愿望也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都是善良与邪恶的混合体,我们的身体里既有心,也有头脑。倘若可以对自己的头脑与心再多相信一点,对那些规则和教条再少相信一点,或许我们就可以重新掌控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相信”决定人生
一切都要从我父亲的过世开始说起。虽说他亲切又有爱心,但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沉默的平凡人。他在爱尔兰乡间担任新教教区牧师,一干就是40年。他是个传统的基督徒,对晋升没有野心,在金钱方面也小心翼翼(因为钱实在不多),工作起来一板一眼,对信仰则虔诚无比。换句话说,我父亲与创造财富的那个世界,以及那个世界所制造的产品,都没有什么关联。
我18岁的时候暗暗发誓,以后决不再受穷,决不再上教堂,也决不再满足于现状。于是,我远离家园去追逐名利与财富。一开始,我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管理者,然后做了经济学家,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我四处闯荡,出版论文与书籍,总是野心勃勃地想登上巅峰,忙得没时间顾及家庭。多年以后我女儿对我说:“直到我10岁的时候,我都以为你只是星期天和我们一起吃午餐的人。”
后来我父亲在他耄耋之年去世了。我在部分文章中曾提到父亲的葬礼,我为赶来向他道别的人数之多、哀痛之切而惊愕不已。显然他在有生之年曾经影响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他所用的方式也是我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他显然做对了什么,只是愚钝的我看不出来。其实他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虽然他已无缘得知。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懂得人生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金钱与家庭,其重要性可能也是按这个顺序排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只不过顺序刚好颠倒。虽然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何必那么费事?”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说的话。有人曾问他对美好人生的定义,他回答道:“写一本书,6点赴晚宴,与所爱的人一起游览意大利。”看起来康诺利对乐趣的定义颇有中产阶级的特色,但无论你对乐趣的定义为何,它都应该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康诺利,也可能对晚宴与游览意大利感到厌烦,至于苦多于乐的写作就更别提了。
并非只有我对此产生过怀疑与困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书的结尾推论:
我们的世界冒着向外爆炸与向内破裂的双重危险。它非改变不可……如果人类想拥有一个足以辨认的未来,就不能仰赖仅仅延长过去或现在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基础开创第三个千年纪元,我们将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若是改变不成,剩下的选择)就是黑暗了。
那么,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进步又是什么?在探寻这些答案的过程当中,我将论及一些前人着墨甚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至少早在2 500年前,就已经被许多哲学家提出来辩论了。正如其中一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指出的,我们仍必须把这些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们的组织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方面,大部分人所在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再具有组织该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某些规模越来越庞大的企业,简直变得富可敌国。这一方面表示组织只是有效率地对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负责;另一方面则表示组织不再像过去一样对跟自己一起工作,而非“为”其工作的人负有相同的责任,因为其中许多人根本不属于这个组织。“财产是财富与权力之基础”的老想法,如今已经不再适用了。过去的组织认为,它们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而今身为个人的“我们”,再也不是任何人的财产。随着一切传统结构的消失,“我们”都不得不为自己负责,而且这种负责比过去更为彻底。因为,我们被宣判“获得自由了”。
组织与个人都必须先决定其自身是什么,然后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去做。组织(尤其是企业)与个人,都需要一种专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值得感谢的是,“个人”不再是所谓“人力资源”的模糊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且各有各的生活。但我们实在已经无法毫不顾及他人,而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无法离群索居,完全与他人隔离。因为,越是专注于自己最拿手的事,就越需要他人的协助,自给自足是无益的梦想。即使是从事农耕的庄稼人,也需要他人制造的卡车来装载田里生产的农作物,再行驶于他人维修的道路上,才能将货物运至市场出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摘自东方出版社《适当的自私: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求》)
